参考书籍
1. 张宏杰《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
2. 张宏杰《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
3. 林乾《曾国藩大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
四、为人
（二） 与曾国荃的对比
初出茅庐
曾国荃字沅甫，小曾国藩十三岁。在几个弟弟中，因为资质最优而最为曾国藩器重，曾有“屈指老沅真白眉”之句。他曾以府试第一入县学，但其后屡试不中，仅止于优贡。
科举时代，挑选府、州、县生员（秀才）中成绩或资格优异者，升入京师的国子监读书，称为贡生。清代有恩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和例贡。
院试/童试，县级考试，童生参加，考上为生员，即秀才
乡试/秋闱，省级考试，生员参加，考上为举人
会试/春闱，国家级考试，举人参加，考上为贡士
殿试，国家级考试，皇帝主考，贡士参加，考上为进士
咸丰六年春，曾国藩在江西陷入太平军围困，三十二岁的曾国荃继曾国华之后，在乡募勇两千人往援，开始了自己的军事生涯。
曾国荃与其长兄性格反差很大，曾国藩为人谨慎持重；曾国荃却胆大性急。曾国藩在经济上一清如水，曾国荃却并不掩饰自己的贪心。他不但不像长兄曾国藩那样，将自己分内的收入捐为公用，反而不拘小节，经常谋取一些灰色收入。他自己在家信中对自己第一次领兵这样自我总结：
弟此次之出，冒昧从事戎行，较寻常人论之，则所作之事亦当有可对父叔兄弟之处，而较真廉洁、能干之人论之，则抱愧实多。
曾国藩一直对他严格要求，要求他在金钱上向自己看齐，不得滥取分毫。盖发誓自己“不要钱”，却允许兄弟“要钱”，这种情况是初次出山时的曾国藩所不能接受的。咸丰八年（1858年）再次出山之后，曾国藩对弟弟曾国荃在金钱方面要求比以前放松了。他写信给曾国荃说：
弟之取与，与塔罗杨彭二李诸公相仿，有其不及，无或过也，尽可如此办理，不必多疑。
意思是说，只要你不比塔齐布、罗泽南、彭玉麟、杨载福及李续宾兄弟做得过分，就没关系，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你尽可以捞钱。这封信，意味着曾国藩家庭经济政策的重大改变。他不再要求自己的家族和自己一样，做艰苦卓绝的异类。
曾国藩的态度转变卸去了曾国荃的羁绳，让他在发财之路上任意驰骋。如前所述，湘军军饷本优，加上曾国藩“临时啖以厚利”的放纵抢劫政策，使曾国荃顺理成章地取代曾国潢，成了改变曾氏家族经济面貌的主要支柱。
兄长的规劝与意气用事
咸丰八年八月十五日，曾国荃以长围久困的铁桶战法，攻克了吉安府（城将破时，他自食其言，屠杀先期约降者数百人）。这是曾国荃首次攻下大城。城破之后是否有大的抢劫行为，史书没有明文记载，但战后不久，曾国荃就差人送工资津贴什物回家，数量多得连曾国潢都有些惊讶。初出茅庐的曾国荃尚有些忸怩作态，生怕曾国潢责备他，在九月初六日给曾国潢写信解释说：
惟数年应有之薪水杂款微有羡余，不得不携归，为家中应用之费，实愧对老亲与老兄平日之直节清名耳。祈兄宽看一层，勿哂责阿弟，是为至感！
在这封信中，曾国荃说明这次寄回家的钱财是：
特派公夫等顺解二竿之数，皆库平原封也。又凑花边元洋约共三封，约三百零两，系交弟妇，弟回时零用（送情）。并衣服、书籍、旗伞、夏布、什物等件，另列一单，往载说明，请仲兄大人饬令弟妇至腰里宅内，指点检拾妥惬。
并且特别嘱咐，在搬运财物时
不必另呼雇工，恐其宣传于外，弟得贪名也。
继吉安之后，曾国荃又攻陷景德镇、安庆、天京等数座名城。正如曾纪芬(曾国藩季女)所说：
每克一名城，奏一凯战，必请假回家一次，颇以求田问舍自晦。
咸丰十一年八月曾国荃袭故伎以长围之法攻破安庆。历史上首次留下了曾国荃部的抢劫的详细记载。据《能静居日记》咸丰十一年八月十三日载，两位刚从安徽来的朋友（日记中称为“泳如”和“梁溪王春帆”）向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描述了曾国荃部入安庆后大杀大掠之状。他们说
城破之后，城内“房屋贼俱未毁，金银衣物之富不可胜计”
曾国荃的士兵在残酷杀害战俘的同时，展开了大规模的抢劫
兵士有一人得金七百两者。城中凡可取之物扫地以尽，不可取者皆毁之。坏垣劚地，至剖棺以求财物”。唯英王府“备督帅行署，中据年谱可知尚存物十七，余皆悬磬矣”。
注：劚zhú，用砍刀、斧等工具砍削或锄一类的农具
至于曾国荃所获多少，无可推测。唯当年十月二十八日，曾国荃又一次回到湘乡故里。
当然，曾国荃部最臭名昭著的一次抢劫，是同治三年（1864）六月曾国荃攻陷天京后。
曾国荃带兵时间越长，曾家经济实力增长就越显著。这种增长最直观地体现在曾国荃所营建的宅第上。
咸丰八年，曾国荃托二哥曾国潢代他买下荷叶大坪村雷家湾徐家宅第，作为自己的宅基地。咸丰九年冬，曾国荃回乡料理父母改葬事宜，同时开建这座“大坪大屋”（后命名为“大夫第”）。曾国荃做事原本贪大求奢，手笔宽博。更何况他想以这座宅第，向世人证明他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科举路上屡屡失败的曾老九，而已经是呼风唤雨的四品大员了。曾国荃兴兴头头地亲自设计，亲自采买材料，亲自督工。咸丰九年底，这座大屋屹然矗立在湘乡田野之上，不过这只是“大夫第”的初步落成。后来曾国荃每下一城，就要请长假回家，将“大夫第”扩建一次。
除了曾国荃的宅第之外，曾氏家族在湘乡还陆续修起了多处宅第，后来与老屋“白玉堂”、“黄金堂”一起，总称曾氏“十堂”。其中曾国潢所居为“修善堂”，修建时间大约与大夫第的第一次修建相当。而老屋白玉堂、黄金堂也在此期间经过多次修缮，越发富丽堂皇。
对曾国荃的兴家创业，曾国藩的态度有些矛盾。
首先，他对老九替他“照顾家族”的“功劳”是肯定的。
长久以来，曾国藩对家族怀有深深的愧疚心理。不仅曾国藩的亲兄弟惦记着依靠曾国藩出人头地，他的众多同族、亲友，也都盼着沾他的光。虽然曾国藩偶尔也会寄钱回家，分润亲族，然而，在“不靠做官发财”的誓言约束下，曾国藩对他们的关照，与他们热烈的期望相比，实在是杯水车薪。
好在现在曾国荃替他弥补了这一遗憾。曾国荃既贪婪又大方，自肥的同时，又源源不断地大手笔资助同族以及亲友。不光曾国藩几个原来生活相当困苦的妹妹都有了田宅之安，连远房亲友都不再有流离失所之人。
同时，以雄厚的财力为后盾，曾国荃为曾家办了几件大事。其一是改葬父母。这是困扰曾国藩多时的一大心事。办母亲丧事时，因长沙有警，所以仓促从事。父亲去世，曾国藩心情极差，葬地选择也不如意，风水师说有“凶煞”。因此他说：“余在家疚心之事，此为最大。”曾国荃接替曾国藩回乡之后，不惜重金，请最好的风水先生为父母寻找坟地，改葬的事办得风光圆满。故曾国藩在咸丰九年八月十二日信中说：
沅弟办理此事，为功甚大，兹以国朝名人法书画扇三十柄春赠，酬庸之物颇丰，我父母亦当含笑于九原也。
另一件是咸丰九年曾国荃、曾国潢共同主持，五兄弟分家，曾国荃对其他兄弟多所补贴。曾国藩同治十年正月二十四日家信说：
沅弟信中有分关、田单，一一读悉，我于家中毫无补益而得此厚产，亦惟学早三爹，频称“多多谢”而已。余敬澄弟八杯酒，曰：劳苦最多，好心好报。又敬沅弟八杯酒，曰：才大心细，家之功臣。都要吃个满斟硬刮。
分家之后，曾国荃对其他几家，也一直慷慨相助。从这个角度看，曾国荃之努力捞钱，实际上为的是整个家族，因此曾国藩才说：
家事承沅弟料理，绰有余裕。
对这一点，曾国藩私心极感安慰，曾国藩晚年曾对赵烈文说过这样的私房话：
（曾家）亲族贫困者甚多，虽始终未一钱寄妻子，但多年为官，心中不免缺憾。九舍弟手笔宽博，将我分内应做之事一概做完，渠得贪名，而偿我素愿，皆意想所不到。
后来曾国藩还这样对儿子们说：
吾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殁之后，尔等事两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视堂兄弟如手足。
这是曾国藩“坐地分赃”，享有田宅之安的最好的自白。让老九唱白脸，他唱红脸，这似乎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但与此同时，对于曾国荃的贪婪，曾国藩也一直没断了敲打、规劝和批评。他当初允许曾国荃“与塔罗杨彭二李诸公相仿，有其不及，无或过也”，而现在，曾国荃显然超越诸公，有独树一帜之嫌了。
同治元年，五月十五日，曾国藩在给曾国荃的信中指出，曾国荃时有妄取之处，而对亲族之馈赠也经常过多：
沅弟昔年于银钱取与之际，不甚斟酌，朋辈之讥议菲薄，其根实在于此。去冬之买犁头嘴栗子山，余亦大不谓然。以后宜不妄取分毫，不寄银回家，不多赠亲族，此廉字工夫也。
无奈曾国荃对这位提携了他一辈子的老兄的话，常常是当做耳旁风。他经常觉得这位老兄太拘谨、太保守、太唐僧。收到这封信后，曾国荃写了一封回信：
沅于人概天概之说,不甚厝意,而言及势利之天下,强凌弱之天下。
注：厝意，注意；关心
信中提到的“人概、天概”的观点指的是管子所说的“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意思是说，斗斛太满就会被人刮平，人过于自满就会被上天刮平，告诫人不要过于自负。
老兄您所念叨的那些道理，只能行于三代，不能行为当今。当今之世，只看谁强，强者通吃，做人不能过于谦退。
曾国藩被顶惯了，也不生气。他对诸弟的一贯做法是苦口婆心，反复开导。五月二十八日，他又写信说，做人当强，亦当弱：
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孥享受，则当谦退。若一面建公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
六月二十日，曾国藩又去信提醒曾国荃要注意自身声望，因为声望直接关系到一个人在官场中的发展：
众口悠悠，初不知其所自起，亦不知其所由止，有才者仇疑谤之无因，因悍然不顾，则谤且日腾。有德者畏疑谤之无因，而抑然自修，则谤亦日息。
吾愿弟等之抑然，不愿弟等之悍然。……至阿兄忝窃高位，又窃虚名，时时有颠坠之虞。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深恐吾全盛之时，不克庇荫弟等，吾颠坠之际，或致连累弟等。惟于无事时，常以危词苦语，互相劝诫，庶几免于大戾耳。
除了怕影响曾氏兄弟声望外，凡事谨慎小心的曾国藩还有另一重担忧：他担心太平天国即使镇压下去，天下仍难太平，另一场大乱随时可能到来。乱世之中，露富显财，实为不智之举。因此，在曾国荃修建大夫第的过程中，他一直竭力想限制其规模。咸丰九年正月初八日，在看到曾国荃所画的图样后，他写信说：
若另起祠堂于雷家湾，而此仅作住屋，则不宜太宏丽。……我家若太修造壮丽，则沅弟（曾国荃）必为众人所指摘，且乱世而居华屋广厦，尤非所宜。
收到曾国藩此信之后，曾国荃回信蛮横地说：
外间訾议，沅自任之。
曾国藩当然仍然“絮聒不休”。咸丰九年二月初三又写信详细解说乱世之际不可过于露财的道理：
余则谓外间之訾议不足畏，而乱世之兵变，不可不虑，如江西近岁，凡富贵大屋，无一不焚，可为殷鉴。吾乡僻陋，眼界甚浅，稍有修造，已骇听闻，若太闳丽，则传播招尤，苟为一方首屈一指，则乱世恐难幸免。望弟再斟酌于丰俭之间，妥善行之。
曾国藩还以林则徐的例子加以讽喻，希望沅弟效此大人先生之风：
沅老近来所办之事，无不惬当。银钱一事，取与均宜谨慎斟酌。今日闻林文忠（林则徐）三子分家，各得六千串。督抚二十年，真不可及。
老饕之名满天下
曾国荃是南京之劫的罪魁祸首，这是他百口莫辩的事实。
事实上，在入城之前，湘军将帅都明确知道这是湘军最大也是最后的一次发财机会，百战艰辛，都为了这一刻，军官们渴望再暴富一次，士兵们则渴望捞足一生的资本。“但愿多得金，还乡愿已足。”湘军上上下下对此都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在此之前，之所以坚拒李鸿章来援，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担心李部来与他们争抢财物。曾国藩在致李鸿章信中就这样说：“恐……城下之日或争财物。”曾国荃对全军的这种心理状态，当然了如指掌。
事实上，早在发动总攻之前，在财富冲动之下，全军编制已乱，号令不行，连曾国荃都控制不住。人人争相入城，不是为了杀敌立功，而是怕赶不上这空前绝后的盛宴：
时中军亲兵传令出六成队，留四成守营，而兵勇贪破城功利，皆违令赴前敌，中军至无一人。中丞（指曾国荃）派营务处易良虎司后事，其意见与诸兵勇同，竟不过问。
破城前即已人心汹涌如此，破城之后的情形自然可以想见。而曾国荃对这股凶暴的贪婪之潮完全听之任之，此际所部欠饷极多，他想以此作为对湘乡老乡最后的报偿，甚至当赵烈文劝他整顿纪律时，他居然发了脾气：
傍晚闻各军入城后，贪掠夺，颇乱伍。余又见中军各勇留营者皆去搜括，甚至各棚厮役皆去，担负相属于道。余恐事中变，劝中丞再出镇压。中丞时乏甚，闻言意颇忤，张目曰：“君欲余何往？”余曰：“闻缺口甚大，恐当亲往堵御。”中丞摇首不答。
后来虽然在赵烈文的极力坚持下，贴出了禁杀告示，但谁都知道这只是表面文章，根本无人执行。湘军的抢劫行为是从上到下，从内到外，遍及曾国荃部几乎所有成员。诸位高级将领们首先做出了极鲜明的示范：
中丞禁杀良民，掳掠妇女，煌煌告示，遍于城中，无如各统领彭毓橘、易良虎、彭椿年、萧孚泗、张诗日等惟知掠夺，绝不奉行……又萧孚泗在伪天王府取出金银不赀，即纵火烧屋以灭迹。伪忠酋系方山民人陶大兰缚送伊营内，伊既掠美，禀称派队擒获，中丞亦不深究。本地之民一文不赏亦可矣，萧又疑忠酋有存项在其家，派队将其家属全数缚至营中，邻里亦被牵曳，逼讯存款，至合村遗民空村窜匿。
所恨中丞厚待各将，而破城之日，全军掠夺，无一人顾全大局。
连曾国荃的幕府文案也乘机抢掠：
是日文案委员有至城（者），见人幼子甫八岁，貌清秀，强夺之归。其母追哭数里，鞭逐之。余诸委员无大无小争购贼物，各贮一箱，终日交相夸示，不以为厌，惟见余至，则倾身障之。
长官如此，普通士兵的疯狂掠杀当然更如虎添翼，以至其情状惨绝人伦：
计破城后，精壮长毛除抗拒时被斩杀外，其余死者寥寥，大半为兵勇担抬什物出城，或引各勇挖窖，得后即行纵放，城上四面缒下老广贼匪不知若干。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
场大劫难持续时间很长，直到一个多月后，南京城内仍然纷乱不止：
城中各军尚纷乱不止，兵勇互相掠夺，时有杀伤。本地人有自泰州挈眷来者，兵勇利其妻财，指为余党，搂（掳）其妇女，括其囊箧而去。
太平天国惨淡经营十余年，其转移到天京的大量财富，大多都成了湘军的囊中之物。而曾国荃“老饕”之名从此满天下。有野史说：
闻忠襄于此中获资数千万。除报效若干外，其馀悉辇于家。
天京之战，曾国荃一战成名，不过所成却是贪名恶名大于功名美名。以前安庆等抢劫，知闻者尚局限于当地和湘军内部。对曾国荃“良田美宅”的评品指摘，则多来自其湘乡老家。这一次不同了。湘军由南京运输战利品回湖南这一情景，距离既远，时间又长，数量又是如此巨大，为长江上下诸省人民所共见。由于南京地位的重要，朝廷还特意派出重臣，到南京明查暗访。
朝廷……派富（明阿）将军来，托言查看旗城，其实僧王有信，令其访查忠酋真伪及城内各事。泊船水西门，见城上吊出木料、器具纷纷，颇有违言
湘军的行径，一时哄传遍及全国，直至上达“天听”。那么为什么关于曾国荃暴富的传说会满天飞并且如此有鼻子有眼呢？
其中一个原因是曾国荃那屡屡为曾国藩所批评的粗豪作风。曾国藩曾对赵烈文讲过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
咸丰七年，（曾国藩）乡居在家。纪泽之妻病，其母自省城来视，欲买高丽参。曾家人问，乡僻无上药，既自省垣来，何反求之下邑耶？对曰，省中高丽参已为九大人买尽。国藩初不信，派人探问，则果有其事。老九在省买高丽参数十斤，临行装一竹箱，令人担负而走，人被创者，则令嚼参以渣敷创上，亦不知何处得此海上方！
曾国藩多次批评曾国荃不拘小节，做事太拙，太过露财，容易贻人口实。比如为了造屋，他强买百姓家的大树，花钱不少，结怨也多。
“吾乡中无大木，有必坟树。或屋舍旁多年之物，人藉以为荫。多不愿卖。余弟已必给重价为之，使令者则从而武断之。树皆松木，油多易蠹，非屋材，人间值一缗者，往往至二十缗，复载怨而归。”
曾国藩又说，曾国荃买田得地，强求整片结方，如若曾家田地中夹有他姓田地，必重价购致，“不愿则强之”，“大遗口舌”。 曾国藩感慨地说：
故湘中宦成归者如李石湖，罗素溪辈买田何啻数倍舍弟，而人皆不以为言。舍弟则大遗口舌，其巧拙何盖有如天壤者。
怎奈不论曾国藩怎么苦劝，曾国荃就是不改，以致其贪名早已为湘军上下所知。这些传闻也通过种种途径，传到朝中那些关注湘军一举一动的人耳中。天京城破之后，曾国荃又做出这样一件骇人听闻之事：
尝见沅师专弁入京，以八百金购笺纸，京中为之沸然。
花八百两银子买几张信纸，这事，确实也只有曾国荃能做得出来。而仅凭这一桩事，曾国荃的贪名，就可以为京中名公巨卿们所确认了。所以曾国荃所获恶评极多
世谓其既克江宁，洪杨军中镃货尽为所有。
晚年的圆滑退缩与明哲保身
天京之劫后，曾国荃的贪名恶名已经遍及天下，上至朝廷，下至百姓，都对他充满恶感。李鸿章说
沅翁百战艰苦，而得此地，乃至妇孺怨诅。
曾国藩提醒他注意名誉的那些规劝，此时看来成了先见之明。多年积累的不佳名声，此时放大成“漫天箕口复纵横”。攻陷南京后，他当天夜里就兴冲冲上奏报捷，满以为会讨到头奖，不料挨到当头一棒。上谕指责曾国荃破城之日晚间，不应立即返回雨花台大营，以致让千余太平军突围，语气相当严厉。这显然是朝廷节外生枝，有意苛求。事情并不到此为止，数日之后，又追查天京金银下落，令曾国藩迅速查清，报明户部，以备拨用。尤其严重的是，上谕中直接点了曾国荃的名，对他提出严重警告：
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
这无疑是说，曾国荃如不知禁忌，就难以“永保勋名”、“长承恩眷”了。寥寥数语，已经暗伏杀机。
特别是处死李秀成之后，“群言益欢，争指目曾国荃”，大家都纷纷讥评曾国荃。
“国荃自悲艰苦负时谤，诸宿将如多隆阿、杨岳斌、彭玉麟、鲍超等欲告去，人辄疑与国荃不和，且言江宁镃货尽入军中，左宗棠、沈葆桢每上奏，多镌讥江南军。
曾国荃心情极差，而老将多隆阿等人欲告退时，人们都疑心是与曾国荃不和，纷纷传扬曾国荃在金陵发了多少财。左宗棠、沈葆桢上奏之时，也屡屡批评曾国荃部的军纪。朝廷因此想令曾国荃离开军营，又不想让他赴浙江巡抚任。
这几次硬钉子，碰得暴脾气的曾国荃大病一场。曾国藩只好替他奏请开缺，回乡调理。曾经几度政海沉浮，曾国荃终于明白了老兄的苦心。我们阅读曾国荃家书，可以明显发现，从同治五年参劾官文闯了祸之后，他给曾国藩的信件，从文字到精神，都恭顺了许多。同治五年十一月十一日致曾国藩信中说：
承示引退之念宜熄，天道忌二宜儆，不肯认错宜改，自当切记儆省。
十二月二十七日说：
弟德凉福薄，谬列高位，又不量力而参劾秀相，本系取祸之道。今值此内讧外侮之交，恐灾生意外，唯有益自儆惕，不敢稍涉怨尤也。当求随时训示申儆为叩。
六年正月初九日又说：
前日奉初二日手示，训诲肫详。悔字一诀，吉之所由生也。能站得住之谓立，能行得通之谓达，切实浅近，令人易于玩味。兄去年信内，随时指点一二语，弟犹漫然不甚介意。今于忧患之后，一经提醒，始知一字一珠，均早诰诫于事端未发之先也。
同治六年正月初十信，则大谈黄老，竟是一副乃兄口吻：
近观世事，即色即空，旋生旋灭。老氏祸倚于福，福伏于祸之说，与圣人悔吝吉凶之理，互相发明，争竞之心稍平。而自强之焰亦渐减矣。进境乎，抑弥退乎？不自得而主，亦不得而知也。仍求兄随时策励为叩。
经过数次重大挫折，再回想起曾国藩的重重教诲，曾国荃为人处世风格发生重大变化，这一变化颇类似于曾国藩的中年变法。然而毕竟修养功夫相去太远，所以他学曾国藩，可谓肖虎不成反类犬。曾国藩之变，是由纯阳至刚成为刚柔相济，以刚为主，如同好钢淬过火，变得更加锋利。而曾国荃却是由鲁莽、操切而变为圆滑、退缩，从当初那个闯进瓷器店的公牛，变成一个不思进取、明哲保身的老官僚，成天求神问卜，不干正事。他晚岁任两江总督，以清静无为为旨，对外自称“卧治”，人称
国荃晚任江督，软滑不治事，诚无足称。
不过这种作风显然十分适合于晚清的政治环境，翁同龢因此，对他评价极高，翁在《日记》中称曾国荃“学有根柢，再见而益信畏友也。吾弗如远甚”。曾国荃晚年写信给侄子曾纪泽，也认为是兄长的教导，使自己找到了与官场相安的途径：
余昔日自作聪明，间或背文正公之教训而私智自逞，往往不能妥叶。今稍符于众议者，实皆恪守懿训而弗爽也。
曾国藩对刚柔的理解是不同的。他终生喜爱雄壮之力。人到中年，虽然磨砺性情，“知自己处处不如人”，换一副柔和面貌待人，不肯轻议人非，但一直到他入世极深，劝勉子弟也一直说：
“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此时不试为之，此后必将不肯为矣。”
到了中年，曾国藩则认为
去忿欲而存倔强，是为刚。
“刚非暴戾之谓，强矫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
他在《道德经》的扉页写“至刚无刚，至柔不柔”意思是柔的意思不是柔婉取媚，只是“君子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斯为泰而不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