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书籍
1. 张宏杰《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
2. 张宏杰《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
3. 林乾《曾国藩大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
五、为官
（一）与皇帝的关系
道光晚期的失望和不满
自道光十九年（1839年）离家赴京，道光二十年（1840年）授翰林院检讨。在京期间，他十年七迁，傲视群曹。他写家信说
“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
如此顺利，连他自己都感到很意外。他不无自负地在书信中对陈源兖说：
“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不敢为此不近人情之称许。”
也就是说，不但我当初没想到自己会升得这样快，就是那些非常推重我的好朋友们，也没有人敢做这样大胆的预期。得意之态，溢于言表。
但就在曾国藩一路飞黄腾达之时，他的许多诗文中却充满了失望、不满和颓丧之语。
我虽置身霄汉上，器小仅济瓶与罍。
立朝本非汲黯节，媚世又无张禹才。
似驴非驴马非马，自憎形影良可咍。
注：罍léi，中国商朝晚期至东周时期大型的酒器，双耳细颈罐式
注：咍hāi，1.讥笑；2.欢笑;喜悦
这是写给好友刘蓉的。意思是说，别看我现在身居庙堂之高，其实只是庙堂之上一个没用的小摆设。我既无法像汉代大臣汲黯那样不顾性命直言进谏，也无法像张禹那样，甘言媚世，谋取高位。天天这样不上不下，非驴非马地混日子，只觉得自己面目可憎而已。
张禹，西汉大臣，河内郡轵县人，字子文。年轻时学《易经》、《论语》，为博士。汉元帝时，教太子刘骜《论语》，为光禄大夫、东平内史。汉成帝刘骜继位，以帝师为关内侯、诸吏散骑光禄大夫、给事中，与大将军王凤领尚书事。前25年六月，张禹为丞相，封安昌侯。前20年三月，张禹致仕。之后，生活奢侈，常为子婿求官。有大事，汉成帝常常咨询，谥号节。
汲黯，西汉名臣。字长孺，濮阳（今河南濮阳）人。汉武帝时期，初为谒者，后来出京做官为东海太守，有政绩。被召为主爵都尉，列于九卿。
有时候，他居然后悔进入仕途，梦想过上野人生活
憾我不学山中人，少小从耕拾束薪。
世事痴聋百不识，笑置诗书如埃尘。
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初四日，也就是他升位实职“副部长”（礼部侍郎）后十个月，他在家信中竟然做了这样的表示：
“吾近于官场，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惟势之所处，求退不能。但愿诸弟稍有进步，家中略有仰事之资，即思决志归养，以行吾素。”
也就是说，他这个副部长感觉自己的所作所为无补于国计民生。如果几个弟弟有出息，能使家里生计不至困窘，他就打算辞官回家，侍奉堂上老人，不再混迹于官场了。
咸丰元年他在写给欧阳兆熊的信中说
自己近年来因“官牵私系，遂成废物”，“本欲移疾归去，不复尸素此间，重乖高堂之望，又逋责稍多，贾竖未能贳我，以是濡滞。计其岁以内，终当蝉脱不顾，从子于万山中耳。”
也就是说，本想回家奉养父母，但是欠债太多，筹不到路费。不过不久之后，总会克服困难，返回家乡。
注：逋债būzé，犹欠债。
注：贾竖，旧时对商人的贱称。
注：贳shì，1.出赁;出借；2.赊欠；3.宽纵;赦免。
在复江忠源信中也说
“计期岁内外，亦且移疾归去，闭关养疴，娱奉双亲。自审精神魄力，诚不足任天下之重，无为久虱此间，赧然人上也。”
曾国藩在这段时期为何牢骚、愤懑和无奈呢？因为道光年间的大清王朝是一个病势危急、行将就木的病人。外部鸦片战争，内部吏治腐败，而一场翻天覆地的大起义也正在酝酿之中。
道光皇帝在历史上以俭朴闻名，据故宫现存的画像看，道光皇帝确实节俭到了“骨瘦如柴”的地步。然而，他的能为也就到此而止了。道光皇帝的政治性格是因循疲沓，苟且偷安。道光朝先后出任首辅的曹振镛、穆彰阿、潘世恩等人，也都是“多磕头，少说话”的角色。他们谨遵道光“修修抹抹”，敷衍度日的政治方针，山雨欲来风满楼，满朝却昏睡如醉，大家如同坐在一辆老旧破车里的乘客，眼看着它奔向深渊，却都噤口不言，如同不涉己事。
这种污浊混沌的官场风气，让曾国藩感觉喘不过气来。曾国藩对大部分同僚是十分看不起的：
“国藩从宦有年，饱阅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象，盖已稔知之。”
也就是说，他做官有年，饱知官场习态。在上者但知做出一副宽大优容的样子，来培养自己的人气。在下者办事一味软媚求同，打圆场，做老好人。他后来在书信中对刘蓉说：
“国藩入世已深，厌闻一种宽厚论说，模棱气象，养成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世界，误人家国，已非一日。偶有所触，则轮囷肝胆，又与掀振一番。”
注：轮囷qūn，高大的样子，形容勇气过人，气魄雄大。
直言上谏咸丰帝
在咸丰刚登基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满怀赤诚，尽忠竭智，先后上了《应诏陈言疏》《条陈日讲事宜疏》《议汰兵书》《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多道奏疏。全面深入地指出了大清天下面临的种种危机，官僚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呼吁皇帝大刀阔斧，加以彻底改革。
这些折子是曾国藩输心剖胆殚精竭虑的产物。他以为，新皇帝既然振作有为，肯定会认真考虑他的建议。然而，咸丰心胸狭窄，气质庸弱，完全谈不上雄才大略。他对如何驾驭大清政治心无定见，曾国藩上的这些折子，他草草读了一遍，随口夸奖几句，事后却扔进废纸篓，没了下文。
曾国藩大失所望，郁闷无已，给友人写信说：
自客春求言以来，在廷献纳，不下数百余章，其中岂乏嘉谟至计，或下所司核议，辄以“毋庸议”三字了之；或通谕直省，则奉行一文之后，已复高阁束置，若风马牛之不相与。……而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每念及兹，可为愤懑。
也就是说，自从皇帝发下求言诏书以来，上书言事的，有一百多人。其中有许多有见地的奏章，发到有关部门讨论的时候，得到的只是“没什么价值，不必讨论”这几个字的答复，或者发到各省执行，但是一通上谕之后，各地没有反应，朝廷也很快忘了这件事。读书人掏心掏肝的血诚，只变成了办事员纸篓中的废纸。每想及此，心中怎不愤懑。
曾国藩认为，要想挽救大清帝国，只有敲打醒这个糊涂皇帝才行。在强烈的责任感支配下，以谨慎闻名的曾国藩做出了一个晚清官场极为罕见的举动：直言批评皇帝。他上了《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锋芒直指咸丰皇帝的三个缺点：
见小不见大，小事精明，大事糊涂。
他批评皇帝有“琐碎之风”，“谨于小而反忽于大”，成天把精力用于挑大臣们礼仪疏漏之类的小毛病，苛于小节，疏于大计，对派往广西镇压起义的人员安排不当。
徒尚文饰，不求实际。
鼓励大家进言，大家提了不少意见，其中怎么也会有几条有见解的吧？结果却都是批了“无庸议”三字而已，没有一项落实。
“间有特被奖许者，手诏以褒倭仁，未几而疏之万里之外。优旨以答苏廷魁，未几而斥为乱道之流。是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
偶尔有几个被肯定的，也没有好结果。刚刚亲书手谕表彰倭仁，不久就驱之于万里之外。刚刚发布肯定苏廷魁的圣旨，不久又批评他是离经叛道。看来您所谓求言，并无诚意，只不过是想获得肯于纳谏之虚名而已。
刚愎自用，饰非拒谏，出尔反尔，自食其言。
一开始说听取大家意见，现在却动不动就说“大权朕自持之”，“不容臣下更参末议”。
大清王朝一百多年间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直接坦率地批评皇帝的奏折。年轻气盛而又自尊心特别脆弱敏感的咸丰皇帝的反应可想而知。
史载“疏上，帝览奏大怒，摔诸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
把奏折摔到地上，立刻想把曾国藩抓起来。幸亏祁寯（jùn）藻、季昌芝等大学士为之苦苦求情，才使曾国藩免于获罪。在大臣们的劝谏下，咸丰皇帝转而假惺惺地夸奖了曾氏几句，但又下了长篇上谕，细细为自己一一辩解，针锋相对地驳回了曾国藩的主要指责。
皇帝大发雷霆，曾国藩并不感觉意外。但皇帝的哓哓置辩，却让他认识到通过苦口直谏使皇帝猛然惊醒洗心革面是不可能的。在此之后，他还是不断地上建议改革的奏折，不过多是就事论事，不再有类似的憨激之言了。
注：哓xiāo，1.形容争辩的声音；2.形容鸟类因恐惧而发出的鸣叫声。
早年辞章戆直激切
练兵之初，曾国藩不光对同僚不假辞色，甚至对皇帝说话也句句如钢似铁。皇帝给他下过多次指示，都被他以不合实际为由直接顶了回去。比如咸丰三年十月，武汉被太平军围困，皇帝急命正在练兵的曾国藩去营救。曾国藩却因兵未练熟，装备未齐，拒不听命，说
“未敢因谕旨严催，稍事拘泥。”
当年十一月，太平军又进逼安徽省会，皇帝再次令他出师，他回复说
“不能草草一出。”
惹得皇帝大怒，批评挖苦他道
“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日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
曾国藩接到批复，仍然拒不听命，与皇帝节节辩论，回答道：
“皇上如果责臣以成效，则臣惶悚无地，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受畏葨不前之罪。”
把皇帝顶得无话可说，只好让步抚慰，说：
“汝之心可质天地，非朕独知。”
在咸丰帝拒绝授他督抚之权后，他所上的奏折，更为意气用事。皇帝说允许他在家守孝，但一旦军情紧急，“仍当即赴军营”。曾国藩的复奏却称
“自问非有为之才，所处又非有为之地”，不能再出。且说“自后不轻具折奏事，前在江西尚有一二经手未完事件，拟即函致江西抚臣耆龄，请其代奏”
大有与皇帝一刀两断，不再来往之势。
这些奏折，在皇帝头脑中强化了曾国藩勇于犯上、桀骜不驯、难以驾驭的印象。这也是皇帝对他不能信任，不敢给他大权的重要原因之一。
学会了打太极拳
咸丰八年，再次出山之后，他奏事风格大变。咸丰帝命他再出之旨六月初三奉到，六月初七他就起程了。所上《恭报起程日程折》，平实沉稳，无丝毫讨价还价之意，颇得皇帝欢心，说
“汝此次奉命即行，足征关心大局，忠勇可尚”。
再出之后不久，咸丰帝命他率部入四川。他不愿奉命，但也不再公开抗旨，而是连上数折，或托词所部正攻打景德镇，无法分身，或者讲可以灭敌于湖南而不必入蜀，或托言江西安徽当守，多方周旋，刚柔相济，终于摆脱了西上四川、客军虚寄之苦。
（二）与皇室宗亲的关系
曾国藩晚年调任直隶总督后，醇亲王奕譞托曾国藩的好友朱学勤转来一封信，信中对曾国藩大加恭维，意图结好。醇亲王乃是恭亲王奕訢之亲弟，同治帝之亲叔，慈禧的亲妹夫，与慈禧关系极为亲密。长期以来，他一直欲与奕訢一争高下，所以主动拉拢曾国藩，以增强自己的政治实力。一般人对这样的核心亲贵，主动奉迎唯恐不及，曾国藩却没有给他复信，仅在给朱学勤的信中解释说：
“醇邸慎所许可，乃独垂青于鄙人，感惭无已。敝处函牍稀少，未便于醇邸忽改常度。”
也就是说，醇亲王对我如此垂青，我十分感动。但是我一向少与人通信，也不便因为醇亲王就一改常度。竣拒之意显然。
注：奕[yì]
注：譞[xuān]，聪明，多言
奕譞不甘罢休，同治九年春又托曾国藩的另一好友黄倬(zhuō)转寄诗文，希望曾国藩应和。曾国藩仍然没有回信，而是在给黄倬的信中解释说：
醇邸于敝处折节下交，拳拳挚爱，极为心感。兹承转寄见赠之作，诗笔既工，用意尤厚。惟奖许过当，非所敢承。理宜奉笺致谢，缘弟处向来书札稀少，朝端贵近诸公多不通问，未便于醇邸特致私爱，致启他嫌。素不工诗，亦未能遽成和章。稍暇当勉成一首奉呈，以答盛意，聊申谢悃。晤时尚望先为代达鄙意，至荷，至荷。
注：悃kǔn,其释义为诚恳,诚挚。
注：至荷[zhì hé]书信用语。表示受人之惠，甚为感激。
又一次给了奕譞一个不折不扣的难堪。除了对奕譞之才略用心不甚感冒之外，曾国藩如此风骨棱然，主要是从“避内外交通之嫌”这个中国政治大原则出发。历代王朝皆严禁亲王与外藩之间私下交通，因为这是扰乱专制政治秩序的举动。曾国藩基于王朝根本利益，维护了这个政治原则，却深深得罪了醇亲王。所以在天津教案之后，他及他的派系对曾国藩之攻击不遗余力。
（三）与同僚和下属的关系
众人皆醉我独醒
详见第三章《困顿与坎坷》
改弦易辙，如鱼得水
天京内讧之后，太平天国势力又回光返照，攻破了清军江南江北大营。咸丰八年皇帝不得不重新起用曾国藩。大喜过望的曾国藩再不提任何条件，立刻出山。曾国藩的朋友们惊讶地发现，曾国藩变了，变得他们几乎不认识了。
注意礼仪排场，应酬周到
以前他做事直来直去，不太讲求虚文俗套。现在则和那些庸官俗吏一样注意礼仪排场。咸丰八年正月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与人相处，不能过于拙直：
“余生平不讲文饰，到处行不动，近来大悟前非”。
在官场生存，必须习惯官场上虚与委蛇的那一套：
“官员及绅士交际，则心虽有等差而外之仪文不可不稍隆，余之所以不获于官场者，此也。”
他在起程前首先给各军将领、各地大吏每人致信一封，以非常谦恭的语气，乞惠“指针”。到了长沙之后，首先拜遍大小衙门，连小小的长沙县衙他也亲自造访。
原来对那些无用的官样文章，他不理不睬，现在则每信必复。他对老朋友检讨说：
以前“接人应事，恒多怠慢，公牍私书，或未酬答。坐是与时乖舛，动多龃龉”。因此“此次再赴军中，消除/事求可、功求成/之宿见，虚与委蛇，绝去町畦。无不复之缄咨，无不批之禀牍，小物克勤，酬应少周，藉以稍息浮言”。
注：乖舛chuǎn，指谬误；差错；不顺遂。
注：虚与委蛇，指对人假意相待，敷衍应酬。
注：町畦[tǐng qí]，1.田界；2.界域;界限；3.犹蹊径,途径；4.喻规矩;约束。以前曾国藩是斑马群中的野马，自然引起斑马们的群起攻击。现在他也涂上了斑纹，以便令斑马们误认为自己是他们的同类。然而这番变化太过迅速，甚至引起好友们的误解。郭嵩焘说：
“曾司马再出，颇务委曲周全。龙翰臣方伯寓书少鹤，言司马再至江西，人人惬望，而渠独以为忧。忧其毁方瓦合，而任事之气不如前此之坚也。”
注：少鹤。彭玉麟，字少鹤。
注：毁方瓦合，毁去棱角,与瓦砾相合。比喻屈己从众,君子为道不远离于人。后指毁弃自己的原则,迎合世俗。胡林翼则说他
“渐趋圆熟之风，无复刚方之气”。
曾国藩自己也承认：
“寸心之沈毅愤发，尚不如前次之志。至于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完毕，则远胜于前。”
然而这套儒道溶揉的老练莫测的神态在官场上却如鱼得水，“再至江西，人人惬望”，从此他用人筹饷比以前大为顺利。他自己也满意地说：
“吾往年在外，与官场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
注：荆榛，艰危，困难。但这样的后果必有损失，曾国藩自己也承认“仪文弥加检点，而真意反逊于前”，要维持住表面和平，每句话都说得要得体，但对事物的本来看法不免就要打折扣，自我的真质也必有损伤。
曾国藩深知自己已经在悬崖的边上，再进一步是深渊，退一步则后面是个大斜坡，出溜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不知不觉中，一日千里，可以迅速滑落成自己曾经最反对的人。他自己也说，想找条中间道路，可哪有那么容易呢？
所以常看曾国藩在日记里自己折腾：
“今夜醒后，心境不甚恬适，于爱憎恩怨，未能悉化，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荡远甚”。
诱之以“名”
因为未得到皇帝的信任，曾国藩带兵三年，一直未获督抚之权，孤悬客处，名不正，言不顺。加上他刚正严厉的作风与地方官员卑鄙下作的品性相厌相克，在各地官场都处处碰壁，用兵、用人、用饷无处不难。咸丰七年初，他接到了父亲的讣告，未经皇帝批准径直回乡，并在随后的奏折中历数数年来办事之难，要求皇帝给予他明确的权力。没想到咸丰顺水推舟，批准他回家守制三年，实际上即解除了他的兵权。
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灰溜溜地回到了乡下老家，心情极度恶劣。他反复阅读经史及老庄，像一个闭关的和尚一样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坐就是一整天。这一年多是曾国藩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之一。他对自己在官场中处处碰壁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结论是自己不按潜规则办事，原则性过强，得罪人过多。
“吾往年在外，与官场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
经过一年多的乡居，再出山时，曾国藩如同变了个人。行动做事，由原来的方正，一变而为圆通。此前他对人总是持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心态。现在他努力包容那些丑陋的官场生存者，设身处地体谅他们的难处，交往时极尽拉拢抚慰之能事，必要时“啖（引诱）之以厚利”。体现为不再慎于保举，而是“同流合污”了。
晚清军队，“滥举”之风很盛。每有小胜，领兵大员都会拼命保举自己的属下，不管出没出力，上没上战场，都会均沾好处。曾国藩领兵之初，因痛恨此风，从不滥举。咸丰四年他带兵攻下武汉，“仅保三百人”，受奖人数仅占出征队伍的百分之三。相比之下，胡林翼攻占武汉一次即保奏“三千多人”，受奖人数竟达到百分之二三十。消息传开，不少人认为投曾不如投胡，许多曾国藩挽留不住的人员主动投奔胡林翼门下。
曾国藩原“以忠诚为天下倡”，以为仅凭忠义相激，就可以令部下出生入死。但阅历既久，才发现真正的抱道之士并不如他想象的那样多。他认识到
“不妄保举，不乱用钱”，则“人心不附”。 只有诱之以“名”，笼之以“利”，才能网罗天下英才。
因此复出之后，曾国藩“揣摩风会，一变前志”，大力保举，将朝廷名器市为自己的私恩。到后来，他不但自己勇于保举，甚至鼓励部下不要有太多顾虑而放手保举：
“鄙人前衔奏补实缺，最足新耳目而鼓士气，不可畏干部诘而预自缩手也。”
在十多年的带兵生涯里，曾国藩湘军各营保举的武职共达十几万人，其中三品以上的不下数万人。而文职官员中，有二十六人成为督抚一级的大员，五十人成为三品以上的大员，至于道、府、州、县的官员更数不胜数了。
笼之以“利”
改弦易辙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金钱的态度。他反省道：
“余昔在军营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
从此他治军不再一味从严，而是宽严相济。开始对部下宽之以“名利”，在金钱上手笔宽松了很多。他说：
“近来带兵者，皆不免稍肥私囊，余不能禁人之苟取，但求自己不苟取。”
退回到独善其身的底线。
不但不禁人之苟取，他有时还以金钱为诱饵，鼓动诸将。在攻安庆时，他教弟弟如何调动他人的积极性：
“大约不外平日结以厚情，临时啖以厚利，以期成安庆一篑之功耳。”曾国荃向他请教如何驾驭太平军降将李世忠，他说：
此辈暴戾险诈，最难习驯驭……吾辈待之之法，有应宽者二，有应严者二。应宽者：一则银钱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充裕时，则数十百万，掷如粪土。当穷窘时，则解囊分润，自甘困苦。
湘军虽称军纪严明，但自从出省作战之后，抢掠好货之风一直未息。过去，曾国藩对于劫掠一直是严厉约束的，但再度出山之后，他却开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于劫掠所得，他通常“概置不问”。后期湘军的一个心照不宣的策略，就是以丰厚的战利品为诱饵，去鼓动将士们拼死攻城。这也是“临时啖以厚利”的一个重要内容。
所以湘军后期攻下坚城之后，每有劫掠之举，只要不太“过分”，曾国藩不会发言。鲍超一军甚至形成了每克一城允许大抢三天的习惯：
“每克一城，许部曲掠三日。三日后则严戒，秋毫无犯。”
故《湘军志·筹饷篇》中说：
“……军兴不乏财，而将士愈饶乐，争求从军。每破寇，所卤获金币、珍货不可胜计。复苏州时，主将所斥卖废锡器至二十万斤，他率以万万数。能战之军未有待饷者也。”
因此我们可以说，天京浩劫的直接制造者是曾国荃，背后的推手却是曾国藩的“啖以厚利”政策。当南京城中财物被湘军抢劫一空，朝廷下旨询问之时，曾国荃建议乃兄
“勒令各营按名缴出（抢劫所得），以抵欠饷。”
曾国藩却公然说：
“勇丁所得贼赃，多寡不齐；按名勒缴，弱者刑求而不得，强者抗令而遁逃，所抵之饷无几，徒损政体而失士心。”
可见，再出之后的曾国藩乃是公然将破城后的抢劫视为“政体”所允许的收揽“士心”之策。湘军军纪后来的败坏，与曾国藩这种由严到宽的转变有着直接的关系。
（四）政治理想与抱负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曾国藩早年是一个典型的愤青，愤世嫉俗，矫激傲岸。做起事来手段单一、风格强硬、纯刚至猛、一往无前。因此处处碰壁，动辄得咎。中年以后，曾国藩终于在与世界的战斗中变得圆融了。然而这种圆融不是他本性中所有，是靠不屈不挠的精神从一次又一次跌倒中悟出来的，是从质朴方刚中升发来的。这是曾国藩和别人的不同之处，所以他的圆融是质朴刚正为基础的，和世俗的油滑机智境界力量不可同日而语。
曾国藩晚年的秘书赵烈文说过一句话：
（曾国藩）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
这话说得沉痛而又深刻。这是任何一个想在中国做事的人不得不付出的惨烈代价。许多方正之士被中国社会的“特色”磨得一事无成。曾国藩却没有被挫折打垮，他在与世界的一次次冲突中斩关夺隘，终于伸缩如意，本领大长。
历经千折百磨之后，曾国藩的初心并无任何变化。他的志向仍然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不再认为通过雷霆手段，能迅速达到目的。然而他还是相信通过浸润之功，日将月就，还是会实现这个理想。他说：
“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
也就是说，整个社会风气，可以由一两个有权有位有德之人提倡，就可以由上而下，由此及彼，带动天下人皆向义向善。
“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
栽树育人
他的计划是从自己做起，浸润周围，培养出一批正人君子，占据要津，通过这些人逐渐影响整个社会风气，实现社会的良性发展。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上说：
“默察天下大局，万难挽回，待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
因此曾国藩在做官的同时，还花了大量时间精力用来育人，对自己的属下亲信进行道德学问方面的培养，用心之深，用力之勤，在中国历史上无人可比。
（五）王霸权谋
老奸巨猾
不生不灭,不问亦不究
他的谋士赵烈文记载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
咸丰九年（1859年），有一个神秘人物带着数名随从出现在桐城，他自称是来自北京访察各地军务的大员，行动故作诡秘，说话神神叨叨，有大员被他的气场俘虏，对他施以君臣之礼，他也公然接受不辞。人们纷纷以为是亲王贵戚甚至是皇帝本人微服私访者，惊疑不已。
他以黄纸为诏，命一知县送达曾国藩大营。曾国藩览其“诏”，文中有时自称“予”，有时自称“朕”，“文理荒纰，字多讹误”。但字里行间，似乎又颇透露了一些京城政治内幕。如果放在以前，曾国藩一定会迅速逮捕其人，送达京师治罪。但此时的曾国藩已经洞彻“不生不灭”法的妙处，不想因此“兴起大狱”，将此信放在一边，“置之不问亦不究”。此人见讹诈曾国藩不成，转而“传诏”于湖广总督官文，官文执其人审问，“不得实，亦未深究”，此人“后遂不知下落”。
李秀成案
同治三年（1864年）,李秀成被俘之后，曾国藩首先对他进行攻心，套取他需要的资料情报。他几次面讯李秀成，虽称“讯”，却态度谦和，言语体贴。和李秀成交谈过程中，他也表现出一派真实不欺、推心置腹的神态，对李的才华表示赞赏，对他“误入歧途”则深表惋惜。李秀成为曾国藩的魅力所倾倒，在自述中说：
曾国藩“有仁爱”、“有德化之心”，对他“恩情厚义”。
从李秀成“昨夜深惠厚情”等话语来判断，曾国藩当对李秀成有过暗示，比如许诺将为他向朝廷乞恩。这令李秀成抱有幻想，一时意志动摇，从而写下了数万言的自述书。
然而拿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之后，曾国藩却迫不及待地违反朝廷献俘北京的命令，提早在南京杀了李秀成。因为一旦将李献俘到京城，湘军中一些不可告人的机密也许就会曝光。当然，提杀李秀成的过程仍然进行得周到而富于人情味儿。曾国藩特意派自己的高级幕僚李鸿裔面见李秀成，向他通报“国法难逭，不能开脱”，告诉他将于当天将他处死。这一行动既表达了对李秀成的尊重，也展示了自己那“直言不讳”、“开诚布公”的作风。曾国藩也并未按自己汇报中所说的那样将李千刀万剐，而是斩首了事。事后将李氏之头传首诸军，尸体仍赏给棺材一口，进行葬殓。李秀成临死前对曾国藩仍然毫无怨意，说：
“中堂厚德，铭刻不忘。今世已误，来生图报！”
注：逭huàn，逃避曾国藩生平以“诚”自命，然而在向朝廷抄录李秀成自述时，他却多处作伪。经罗尔纲等人考证，曾国藩在李秀成原稿上进行了以下几处关键修改：
一是关于洪秀全死因。
李秀成手迹本称
“天王斯时已病甚重，此人之病，不食药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药也，是以四月廿一日亡”。说明洪秀全病死。
曾国藩为了夸大曾国荃的战功，将段话改为：
“因九帅（曾国荃）之兵，处处地道近城，天王斯时焦虑，日日烦躁，即以五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
以证明洪氏直接死于曾国荃的军事压力之下。
二是李秀成被俘经过。
李秀成是在只身一人逃难过程中，被“两个奸民”捉获，解送清营。如果照此汇报，则李秀成之被俘，与湘军本无关系。曾国藩却在原稿上，用朱笔把“是以被两个奸民”七字勾去，“获拿”两字倒调，改为“遂被曾帅官兵拿获”。到抄送清廷及付印时，又改为“遂被曾帅追兵拿获”。
三是李秀成冲出天京的时间。李秀成的原话是：
“初更之后，舍死领头冲锋，由九帅放倒城墙而出，君臣舍命冲出关来。”
而曾国藩用墨笔把“初”字改为“四”字，把“初更”改为“四更”。
初更是傍晚十九时至二十时之间，天刚黑，就被太平军冲出，曾国荃是要受处分的，而改到四更（第二天一时），就减轻了他的责任。
四是删改天朝十误之第十误。
《李秀成自述》中总结了太平天国政治的十大失误，第十误原稿为“误立政无章”。曾国藩将这一条改为：“十、误不应专保天京，扯动各处兵马。”这样一改，不但夸大了曾国荃攻克天京的首功，又把李鸿章攻陷江苏和左宗棠攻陷浙江之功都解释为太平军把江、浙的军队调回保卫天京。
吴方在《传送思想的能量与局限——由曾国藩看历史的来龙去脉》中对曾国藩的复杂性有过精彩的分析，“以‘王霸杂术’持身、用人、施政、御军，曾国藩的成功主要在于他把握住了传统政治文化的精髓，有原则也有灵活性，亦即宗经而不舍权变。他有‘两手’、‘三手’而不是只有‘一手’”，“降及晚清，这种‘两手’式的格局（儒学法家化或者儒法合流一表一里），又由曾国藩来实践了一回。说他那理学姿态是假的也罢，情况确实坏到‘不假不成’的地步，因此曾国藩又可以说‘真诚的伪饰’。这大概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一种尴尬的真相。”
虽然后世史家揪出了曾国藩这么多“作伪”的证据，但是平心而论，我们不得不承认，曾国藩在晚清封疆大吏中仍然是对朝廷最忠诚的。除了极少数涉及其家族、兄弟及故旧利益之处外，在绝大多数时候，他对上对下，都贯彻了以诚相待、以拙胜巧的原则。在涉及国家根本利益的大事上，他一贯不计自身利害，以身报国。比如在处理天津教案过程中，他为了国家利益，就不惜负起“卖国”罪名，甘当“替罪羊”，使自己多年英名，毁于一旦。以至李鸿章在当年八月二十一日信中说：
“吾师莅津后，章疏皆系老实话，每为人所挟持，此鸿章所不敢出者。”
曾国藩虽然掌握了官场生存的秘密，有时也使用权诈手段。但内心操守却依然分明，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从不含糊。所以他晚年在官场，也并不特别得心应手。他在给诸弟的家信中说：
“余两次在京不善应酬，为群公所白眼，加以天津教案物议沸腾，以后大事小事部中皆有意吹求，微言讽刺。……以是余心绪忧悒。”
“展”字诀
此外，晚年曾国藩也像其他老滑官僚一样，熟练运用官场之“展”字诀，将许多棘手之事一拖了之。因为粮饷问题，地方财政上出现许多亏空，曾国藩拈用“展”字，来一个“累年相承”，今年拖明年，明年拖后年，最后不了了之。有时他还以此诀授之属下，比如他在致万启琛的一封信中说：
“累年相承旧债，列入亏空项下，以一‘展’字了之，此官场中之秘诀也。”